作者：郑杨 《中国之春》09/2023
https://chinaspring.org/article/b4af20b7-60d8-4fd1-9638-889edb227178
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使西方社会产生了错觉，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共的权贵因此获得了惊人的财富。然而，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上却从未真正放松，红色权贵资本家拒不接受普世价值.。习近平上台后更是加紧输出专制意识形态，拉拢和支持世界上的独裁政权，大肆干预民主国家的政治选举，挑战甚至颠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世界和平面临重大危机。因此，探讨如何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重要和及时的话题，中国的民主化必将给世界带来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从目前看，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有几种途径：
一、和平演变
1991年11月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下令禁止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自此苏联共产党停止存在。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91年12月26日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那天开始立国69年的苏联作为主权国家正式解体不复存在。在这一过程中，这个拥有强大专政机器的超级大国并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流血冲突，一切都在和平的状态下发生。历史上这一惊人的一幕，人们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巨大能量。
美国的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曾这样说：“苏联的解体是长达40年的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以不同方式为此结果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一些人物，比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莱赫·瓦文萨以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写道：“像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与其说‘美国确实在苏联解体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不如说是由美国主导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宗教等）在此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历史研究表明苏联的解体有诸多重要因素：“斯大林模式僵化、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活力导致经济与产业的问题，党国精英转向寡头，各阶层的利益分配不均、经济改革失败与领导失职、民族问题、各加盟国权利不公、切尔诺贝利事故、西方推动”（维基百科）等等。
再看台湾的民主道路:：“1977年11月台湾爆发’中坜事件‘ — 第八届县市长选举后，台湾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中国国民党的选举舞弊，开启了沉寂几十年的台湾街头运动之序幕。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1987年7月15日， 蒋经国宣布解除实施超过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1990年代在李登辉政府执政下，台湾的政府体制与政治制度展开了全面性的改革，完成总统直接民选与国会全面改选。”（维基百科）
从1960年代开始，台湾民间一直在为民主和自由的公民社会积极抗争，民进党的重要成员不少都因此被判过刑蹲过监狱，可谓一波三折。但相对武装斗争造成大规模流血牺牲的革命来说，台湾的民主化路径是和平非暴力的。因此有人也称台湾从威权社会到民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一场宁静革命。
从苏联和台湾的例子可以看出：和平演变是掌握了巨大权力和资源的个人和组织进行的自上而下、内外呼应的有目的的国家政治权力制度层面的改变。
现今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具备了和平演变的条件吗？毫无疑问，作为曾经照搬苏联模式的中国，其政治经济上和前苏联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1978年中国开始了所谓的改革开放，开启了特色社会修正主义的路线。在政治上做出了改革的姿态，经济制度上走上半计划半市场的道路。从生产资料的全民公有制（或者说是党有制）走向了半权有半私有的制度，相比原有的僵化模式大大刺激了整体经济社会活力。中共实施的“韬光养晦”政策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将权力变现“闷声发大财”。在政治问题上进行掩盖走模糊路线，做出改革姿态。但是，1989年中共用坦克机枪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后，尤其是看到了苏联东欧国家的一系列剧变之后，中共全力防止发生类似苏联一样的颜色革命。意识形态领域其实内紧外松，外部看不到内部的高度严密控制。成为世界的投资热点和世界工厂之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快速增长，中共因此控制和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资源，中共便利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全球化布局对西方国家的全面渗透，其影响力远超过前苏联。
中共所谓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在89年后就停止了，习近平上台后更是大幅度倒退。他们宣称的政治改革其实是一个真实的谎言！中共内部一直在总结和吸取苏联的教训，严防死守。从中共领导和一些专家学者的公开言论不难看出中共的政治路线。比如中国人大教授周新城说：“苏联的解体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和其他领导人采取了错误的道路 — 资本主义道路，试图建立西方式的制度。苏联解体给中国共产党的教训非常简单，这就是，防止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上台。而防止这种人在中国上台的手段，就是加强和建设共产党”。另一些中共学者则谈到了戈尔巴乔夫个人局限和错误：“比如一个是1991年“8.19”事件。苏联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前两个月，戈尔巴乔夫就从布什总统处获知了行动内容，甚至行动小组名单，但是他无所作为。另一个事件是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总统聚集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签署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别洛韦日协定的时候，有人建议戈尔巴乔夫采取强制措施软禁叶利钦等三人。用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说，在任何情况下不动用武力，不采取强制措施是他始终的道德信条。”（徐向梅《苏联解体20年反思》）。“实际上，中国领导层得到的教训是绝对不能放松共产党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不能打开政治多元化的大门。”所以，江泽民一上台就提出中国再也不能推进13大倡立的由党内民主派或是赵紫阳他们提倡的那种大刀阔斧的、真正还政于民的那种政治改革。“他是从苏联垮台、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得到的教训。”
这么多年来，中共想尽一切办法防止和平演变。这才是中共的核心任务。任何出现的类似戈尔巴乔夫似的人物都被时刻提防，任何萌芽都会被扼杀。这些年，中共的核心层里除了温家宝曾经几次谈过政治体制改革话题外，再没有一人敢发出一点相同的声音，而温家宝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习近平上台后一个定于一尊，一个禁止妄议中央的论调就打压了一切声音。曾经主张中共党内应当更加民主，提倡法治精神的军中改革派—
前空军政委刘亚洲最近也传出因贪腐被关押审查，显然，这是借反腐之名打击那些“妄议”的人。
一切可能发生的端倪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可以说，在八九“六四”屠杀发生之后，中共除了经济上保持某种开放姿态迷惑外界之外，在政治上扼杀了任何可能发生改革的路径和人物，他们用一切手段防止多党制的发生，防止共产党失去政权。显然，中共高层比谁都清楚，一旦失去政权，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境地。中共无时不刻在防止和平演变。他们同样在思考和调整策略。曾有人还说习近平其实在下一盘大棋，他上台初的大力反腐，力度大大超过前两任，要给他时间。但现在，我们能看到习近平在权力巩固之后做了些什么？他一直在加强专制独裁统治！并且对其他国
家输出专制意识形态！因此，中国目前既没有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蒋经国，党国的天下几乎要成为习家王朝！
因为经济上发展以及疯狂地压榨中国人民，中共有了更充裕的手段和方式支持和扩张世界上的专制独裁阵营，他们以此证明独裁专制政权适合中国人也适合世界上的其他人。习近平上台后中共政权不仅仅变得更加专制和独裁，还通过各种手段渗透干预民主国家的选举，甚至他们利用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权利来悄悄演变民主国家，妄图控制世界，让更多的人变为他们的奴隶！他们早把黑手伸到了许多民主国家的各个角落！所以，从现实现状看，希望中国的中产阶级壮大起来，让中共自己完成改良走上多党制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仅仅没有壮大起来，这么多年只有权力者和依附权力的少数人成了爆发户，许多底层的百姓生活依旧困顿甚至还不如从前！因此，现实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橄榄形的中产社会。这种努力只会让中共继续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无耻表演为所欲为，导致世界发生更多价值观的混乱，产生更多危机。
今年7月1日《求是》杂志上习近平警告全党：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了，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很显然，习近平绝不放松意识形态，他的大棋就是对个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长期控制！防止中国出现多党制！他还要确保打江山坐江山，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不久前习近平在国庆讲话里又再次谈到：中国正在走向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时他也再强调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从这两个话语中不难看懂他的内心：他对复兴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所谓盛世充满期待。但是，这样一个野蛮专制独裁者的盛世绝不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福音！所以，应该看到，现在的中共对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渗透侵蚀，掌控大量或明或暗遍布世界的人脉和暗桩，对世界金融财富的控制力以及极度膨胀的野心都大大超过了前苏联。
近年来，中共还大肆宣扬民族主义，在南海加紧扩张步伐，在台海不断制造紧张局势，公开支持世界的专制独裁政权和恐怖主义阵营，大举介入各个民主国家的政治选举。习近平集团一边与俄罗斯、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结成战略同盟，推行他所谓的全球治理方案；一边采用文攻武吓的方式试图“和平演变”台湾，妄图颠覆世界秩序，阻挡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和历史潮流。因此，和平演变中国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二、和平抗争
这里谈的和平抗争是指来自统治者外部的力量主导的政治制度变革，是不掌握国家权力机器的人通过和平方式抗争获得国家政治权力以及制度的改变。成功的案例的确很多.。虽然和平抗争是来自统治者阶层外部力量主导的政治变革，但在一些手段和策略上也有相似之处，比如集会、发动上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瘫痪交通、市政导致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危机等等，这些行动和武装抗争相比更加和平，避免激烈的对抗和流血冲突。
非暴力不合作抗争就是一种和平抗争，已经成为近年来一些国家政治变革的主要抗争方式。在一些著名的运动中我们能看到和平抗争的力量.。比如圣雄甘地领导的印度国家独立运动。
甘地以公民不服从、不合作，和绝食抗议等的政治主张，获得世界范围的关注。甘地曾经有一句名言：非暴力是人类被赋予的最强大力量。由于他的成功领导，印度在1946年脱离了英国政府的控制，获得了国家的独立。的确，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抗争对于被迫作出改变的人，非暴力方式使之产生仇恨心理的可能性相对小，因此，它是实现持久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有效途径之一。
与甘地一样，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也曾多次领导了在美国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抗争运动。1955年，他领导参加抵制蒙哥马利公车运动，并在1957年协助建立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1962年他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发起反种族隔离抗争。《我有一个梦想》的公开演说打动了世界上无数人的心，这个演说被公认为美国演讲史上最优秀的演讲之一。他使得民权运动成为美国改革家的首要议题，推动了1964年美国通过《民权法案》。在1964年10月，马丁·路德·金因长期以非暴力方法追求种族平等理想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马丁·路德也认为：非暴力行动应该始終基于所有人的福祉的关心，甚至包括那些不公平的人和压迫者。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和平抗争的确能在民众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和改变社会制度中发产生极大的成功。塞尔维亚的民主运动领导者之一斯尔贾·波波维奇等人著的《非暴力抗争》（2005年出版）中谈到：过去33年里的67次民主转型中，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起到关键作用的占50次。而且，如果反对运动使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转型成为一个自由公正社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相反， 如果反对运动通过暴力实现社会转型， 建立持久民主的成功率就会大大降低。因此，非暴力抗争不仅是暴力的“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而且，经验显示，与暴力方式相比，非暴力抗争的方法和战略带来的社会变革更加积极，也更加长久。 该书讨论了许多非暴力的具体实施策略： “各种非暴力战术的战略选择顺序是非常重要的。战术应该与总战略下的阶段性目标有直接关系。现在有文献记录的非暴力抗争战术有198种，每一次成功的运动都会发明出新的战术。”
在结束塞尔维亚独裁者米洛舍维奇统治的运动中有句很有趣的巧妙宣传口号是“他完蛋了！”这和去年中国的白纸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这都是非暴力抗争的有力战术。美国的迈克尔。纳伯格教授在《非暴力手册》认为：非暴力在冲突的升级阶段才能使用最激烈的手段——绝食，绝食只应被作最后手段，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绝食能够创造奇迹。”（本文不对非暴力具体方法做探讨）
毫无疑问，通过研究非暴力抗争的方法策略我们能看到非暴力抗争有着特殊优势，但是，如果从中国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和香港2019年发生的反送中事件来看，面
对残暴的共产极权政府，那些和平抗争手段都没有取得成功。
1989年的那场和平抗争遭到了中共坦克和机枪的血腥镇压，死亡数千人，伤亡和失踪人数达到上万人。2019年发生在香港的反对送中条例的运动中，香港人更是发挥了惊人的动员力量，700万人口的香港，一天之内共有两百多万人走上了街头参加抗议，但秩序井然，即使在中共某些破坏分子企图制造事端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流血的对抗，而是和平地表达了愤怒和反对。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从组织动员到执行和保障等等方面堪称一场非暴力的完美风暴！！但是还是没有取得成效。这不能不让人思考为什么和平抗争在面对中共这样残暴而冷酷的共产党政权时却并不奏效？
今年4月，新公民运动倡导人许志永和维权律师丁家喜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再次判刑。许志永先生被判有期徒刑14年，丁家喜先生获刑12年。其实，许志永提出的新公民社会运动理念完全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即：新公民运动告别“推翻、打倒、敌人”等理念，践行自由、公义、爱的新公民精神，推动中国以最小代价完成宪政文明转型。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许志永多次被捕，最近的这一次是因为参加了十多位中国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在福建厦门聚餐。据参加者透露，这次会议之前会场早已经被警察暗中布置了录音录像设备。一举一动都在中共的监视中。显然，现代的高科技监控跟踪手段及共产政权的血腥狡诈大大增加了和平抗争的难度。
也有人会认为1989年前后东欧一系列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变革也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结果，并不能得出和平抗争不适合共产党政权的结论。但其实，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是有特定时代背景的，和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和平演变的一系列后果，如果没有苏联国内出现的紧张和混乱局面，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不会如此顺利，道路和方式一定会有所不同。早在1968年苏联红军就直接出兵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化运动。而同样在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却爆发了所谓“天鹅绒革命”（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如天鹅绒般丝滑没有任何激烈的对抗和流血），在反对派举行了几次数十万人抗议示威之后，捷克共产党主动宣布放弃一党专政！而这时的苏联已经自顾不暇无力干预了…从天鹅绒革命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和平不流血的方式是统治者和抗争者的妥协，当然，这既是一种和平演变的胜利，也是和平抗争的胜利。统治者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所以，这的确是中国民主化道路值得借鉴的非常好的路径，但是，一切都需要依照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来调整方法和策略。
历史会有惊人相似，但是历史绝不是简单重复。正如自然界里的动物生存法则：捕食者在改变捕食策略的同时而被捕食者一样在变化，一些经验和教训甚至很快被暗暗植入了下一代的基因之中。因此，民主的路径和模式也会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统治集团和不同的国情决定了抗争方式的不同。政治力量的对抗方都会根据对手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绝不会一成不变。和平抗争有许多策略，很多优势，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特别是在高科技条件下。许多我们认为可以绕开当局敏感神经的巧妙布局和计划都难以形成气候，照搬硬套前人的经验是难以完成历史重任的。
如果说两千年前，耶稣基督为了殉道，为了救赎以色列那片土地上
苦难的人们，宁愿自己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无数人
。相信现如今也一定会有不少优秀的中国人
愿意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为了让中国人民彻底摆脱共产专制的奴役和苦难，以自己的牺牲而背负这样的十字架，甚至为之前仆后继！但是，面对冷血残酷的中共集团，这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是否唤醒统治者的同情能让他们自动放弃权力实行民主宪政？从目前看，答案是悲观的。和平理性抗争是必需的，但不应是唯一途径。
三、多种路径并行包括武装抗争
这里说的多种路径既包含了和平演变、和平理性抗争，还包含了武装抗争。
和平演变及和平抗争下能否完成变革，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融入文明世界的目标？如果人们和平的抗争下中共武力镇压怎么办？
再看看韩国的民主道路，我们能一窥历史的演进脉络。
1953年韩战结束后，韩国一直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韩国进入了近20年的“维新体制”，在国家安全与建设的名义下，解散了大部份的政党与社会团体，出台了大量限制民众自由的措施，开始了韩国的独裁专制时期。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后，韩国终于爆发长期受到抑制的民主运动。不久全斗焕发动政变，实行全国戒严。1980年5月光州民主化运动爆发，这是韩国民众抗议独裁统治的代表性民主运动，光州事件最终被韩国陆军血腥镇压，有人也称这次运动为光州起义。这次事件最后造成近千人死亡和失踪，这场运动的领导人金永三被逮捕并且判处死刑。后因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国内的反对声浪，金泳三改判无期徒刑。1987年六月韩国再次爆发民主运动，国家陷入混乱和危机。国际奥委会表示如果韩国的局势无法降缓，国奥会可能会取消其1988年的奥运主办权。韩国当时的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迫于压力，在1987年6月29日终于对外发布了“六二九”民主化宣言，支持韩国的民主化，同年10月韩国以公投的方式通过了韩国的新宪法，恢复总统的民主选举。同年12月卢泰愚当选，成为新宪法通过后的第一位民选总统。1992年12月，金泳三成为第二位民选总统，也是三十年来第一位文人总统。
因此，从历史来看对抗威权政府的路径是这样：（抗议者）和平抗议——（政府）武装镇压——暴
力冲突升级——（抗议者）武装反抗（起义）——政府暴力镇压——抗议参与者或死或逃亡、反对派领导人关押——国际社会关注和压力——经济社会持续动荡危机——反对派和独裁者艰难谈判通过某种方式直接或者隔代达成妥协——民主化道路开启。显然，从韩国的例子我们能看到类似这样的路线，回顾历史，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道路来看也与此相似，他一直致力于武装反抗南非种族主义道路，直到他1990年2月被政府无条件释放他仍未承诺放弃武力抗争。显然，残酷的武装镇压必然导致武装反抗，而南非白人政府的暴力层度远不如中共政权。
因此，中国的民主化不能放弃武装抗争。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独裁者的良心发现上，这显然是对历史对人民的不负责态度。中共多存在一天，中国人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世界和平也将面临更大的威胁，中国民运人士及各种反共力量应当勇敢地担负起历史的使命,，早日结束中共暴政。显然，这就必需做好武装起来的准备！
毫无疑问，中共武力镇压和平抗争的人民的时候，有武装准备就可以有效保护我们的有生力量，也能对那些血债累累的中共走狗予以严惩。因此，
在路径选择上在策略上，有能力的民运组织应当着手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武装系统。同时民运组织也应当对寻求民族独立和复国运动的组织个人报以开放协作的姿态，他们也是解体中共的有效力量和同盟军。
无数事实证明面对非暴力不合作的人中共绝不会手下留情，中共很清楚，任何要求民主自由甚至争取个人权力的人都会动摇中共的统治根基，他们不会认为一些民主人士要求言论自由，要求民主法治是为了他们好，他们在人民面前必须保持不可触碰的威严，他们深谙控民之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失去权力，失去对国家机器的掌控，他们会把一切不顺服不听话的人都当成打击对象，当做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就在近几天， 被中共关押和审判的独立记者、女权行动者黄雪琴在其一审最后陈述道：“我写的文章、所做的采访均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没有歪曲事实，也没有攻击国家和政府，我所做的一切，不是要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希望社会能够改良，变得更好,让国家变得更好。”但是，中共会这样看吗？零八宪章的倡导者刘晓波先生一直是一个和平理性的抗争者，中共对他的镇压一样毫不留情.。不论国际社会如何声援呼吁，刘晓波还是被关押到生命最后一刻。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其他诺奖得主是刘晓波先生这样的结局,，可见中共是多么残酷。
显然，中共早已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因为他们的罪恶太多！他们会把任何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都当成是颠覆政权。所以，我们必须认清中共，他们对于和平抗争者绝不会高抬贵手手下留情。迫使中共统治者放弃权力还政于民的绝不会是统治者的良心发现！而会是来自强大的内外部压力，来自不懈的努力和抗争!！来自不可阻挡的文明进步潮流!！这是历史反复验证的社会规律。
其实在和平非暴力还是武装革命的这个问题上著名的海外民运领袖王炳章先生有诸多经典的思考和论述，正如他在《中国民主革命之路》（也称《民运手册》）回答民主运动以什么样的手段达成目标,，用和平演进呢还是武装革命这个问题上他是这样阐述的：“我们希望以和平演进的手段达成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希望避免革命，尤其是避免流血…最终，专制社会以什么方式过度到民主社会，不取决于、或者说不主要取决于我们，而主要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取决于执政者在人民的要求下采取什么样的回应。”显然，王炳章先生也认为应避免流血革命，但是，如果统治者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继续无视人民自由民主的呼声甚至野蛮镇压，这必然导致革命!！
有句话其实中共内部一直广为流传。
“这是改革和革命的时间赛跑。假改革必致真革命。”
所以，共产党内部都一直有这种危机，中国的民主派以及民运人士却自我局限？！我们不能自缚
手脚，局限自己的思维，那样是难以当但起历史责任的，也必然被历史无情淘汰！停留在没有任何武装对抗的层面的思考是对中国民主运动复杂性认知不足！只会造成中国的民主运动走向更加艰难而漫长的道路。看似非暴力流血牺牲少，但是，在残暴的中共统治下将会有更多的人悲惨而痛苦地死去，这是几十年中共统治下一直在发生的社会现实。
要知道，当下的中共是几千年专制暴政的集大成者，是专制独裁暴政的堡垒！
漫长的等待和长期抗争不是我们目的，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让更多的中国人民更快得脱离苦难沐浴自由民主的阳光下，让世界更加和平安宁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使命和任务！因此，武装抗争也是必需和必备选择
有人说武装革命会死很多人，但是中共的残暴统治会死更多人！革命党会不会是另一个共产党？这些问题其实王炳章先生都在《中国民主革命之路》一书有经典论述。
采取武装行动武装反抗就产生另一个共产党？这种逻辑其实很矛盾，这其实正是中共所希望看到的逻辑，甚至这种论调的起源就是中共放出的“木马”，他们首先在思想上理论要动摇我们，造成我们的混乱和困境，他们最希望我们永远站着抗议，躺下绝食，手无寸铁.。那样，他们就一直掌握主动，想不想让权都由他们说了算，想拖延多久就多久，我们的道路会困难得多，会有更多的人在等待中绝望。因此，我们不能自缚手脚，我们应当积极掌握也必须掌握这个伟大进程的主导权，让中共无从选择！如果中共坚持一党专政继续奴役和欺压人民不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就推翻它！正如美国独立宣言里说的这是天赋人权！当然，武装力量在当前是一个准备力量，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因时而动，见机而行。
综上所述，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将是是一个内外呼应、上下结合的多种路径多种力量的并行进程，是从去中心化再到中心化不断淘汰整合策略不断调整的过程，道路曲折但是前途必然光明。结束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暴政统治，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是近百年来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仁人志士为之不懈努力和顽强抗争的理想，不仅仅事关十几亿中国人民前途和命运，更将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走向产生重大深远影响！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必将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