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

摘要

过去十年，中国公司赴美上市融资规模庞大，但伴随财务造假、披露违规和VIE结构风险等问题，监管争议不断。本文结合数据、案例和风险分析，探讨美国是否应进一步加强限制与监管。重点强调：中国公司海外上市需政府批准，许多实际控制人与政府或政治关联密切，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背景下，继续为潜在对手提供美元融资需审慎评估。这一观点应成为美国政府、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共识。

一、近十年数据全景：波动中的趋势分化

1.1 核心数据统计（2014-2026年）

数据综合Deloitte、Kroll、Renaissance Capital、Dealogic及SEC报告：

趋势分析：

• 2014-2021年为上升期，总融资数百亿美元。
• 2022年后数量反弹但质量下降，平均单笔规模大幅缩减。
• 行业集中于科技、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这些公司上市需中国证监会（CSRC）备案批准，体现了政府对资本外流的管控。

二、财务造假与违规案例深度剖析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案 是典型。2019年上市后，2020年自曝虚增收入约3.1亿美元，涉及系统性伪造交易。公司股价暴跌，美国投资者损失惨重，最终退市。其他违规例子：

• 教育培训公司：多家涉嫌夸大用户数据和盈利预测，后受中国“双减”政策重创，股价崩盘。
• 生物医药企业：部分被指临床试验数据不实或隐瞒关联交易。
• 科技平台公司：存在虚假披露用户规模或关联方交易案例。
• 其他：部分公司被SEC调查会计问题，或因审计底稿无法充分获取而面临退市风险。

这些案例显示，违规行为并非孤立，而是部分公司治理薄弱的体现。中国公司海外上市必须获得CSRC备案批准，这一过程意味着政府对拟上市企业的审查和默许。

三、中国公司实际股份持有人与政府关联分析

关键事实：中国公司赴美上市并非单纯商业行为，而是嵌入中美大国竞争的复杂框架之中。核心事实是：根据中国《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备案管理办法》，几乎所有中国公司（包括VIE结构企业）赴美上市均需中国证监会（CSRC）备案批准。这一审批机制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资本外流和企业海外融资拥有实质控制权。许多成功上市的公司，其实际控制人或最终受益人与政府、国有资本或中共高层及其亲属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

通过多层离岸实体和VIE合同安排，这些公司得以在美国资本市场募集美元资金。地缘政治对抗背景下的系统性风险：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战略竞争甚至对抗态势，涉及贸易、科技脱钩、供应链安全、台海问题以及全球影响力争夺。在这一背景下，继续允许大量中国公司通过美国股市获得美元融资，等同于为潜在战略对手提供重要资本支持。这不仅可能增强对手的技术、军事或经济能力，还可能使美国投资者在冲突升级时面临资产冻结、合同无效或强制干预的风险。

这一观点应成为美国政府、SEC、华尔街和投资者的共识。美国资本不应无意中资助潜在竞争对手或军事相关实体。历史经验显示，当中美关系恶化时，此类公司易受中国监管干预，投资者权益受损风险显著增加。VIE结构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问题：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并非直接股权，而是合同安排，脆弱性高。一旦中国政府干预（数据安全、国家安全审查），资金链可能断裂。

四、VIE结构、体制差异与系统性风险

VIE是主要工具，但法律风险高。结合政府批准机制和实际控制人背景，跨境上市的透明度远低于西方标准。多方观点：

• 风险派认为，应大幅限制，避免美国资本支持对手。
• 平衡派主张针对性监管。
• 现实共识正在形成：地缘紧张下，融资潜在对手不明智。

五、美国监管演变与政策效果

美国对中概股的监管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收紧的显著演变。2020年通过的《持有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FCAA）是关键转折点，该法案要求PCAOB（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必须能够连续三年检查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否则面临强制退市风险。这直接针对VIE结构下审计不透明和信息获取困难的问题。SEC据此加强了披露要求，包括要求公司披露政府持股比例、中共官员在董事会的影响、数据安全风险以及国家干预可能对业务价值的冲击。 2022年后，美国进一步推出多项措施：纳斯达克提出并于2026年生效针对中国公司的额外上市标准，要求中国总部或主要经营地在中国的发行人IPO时需在美国募集至少2500万美元资金，并对SPAC、反向并购等设定类似门槛，以应对小型中概股的操纵风险和低流动性问题。 此外，NDAA（国防授权法）中的Section 1260H清单持续更新，将更多与中国军方关联的企业列入，禁止国防部及其承包商与之开展业务，间接影响资本市场融资。2025-2026年间，还出现了HFIAA等扩展法规，加强对外国私人发行人董事和高管的披露义务。 政策效果已初步显现：2022年融资规模大幅萎缩至4-6亿美元，2026年上半年新上市数量和金额进一步受限。2026年新上市放缓即是例证。 尽管2024-2025年IPO数量有所反弹，但多为小型交易，平均单笔融资规模显著下降，超级大单难以再现。这表明监管收紧已提高进入门槛、增加合规成本，并促使部分企业转向其他市场或私有化。同时，地缘政治因素叠加下，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中概股整体估值承压。现有措施虽有成效，但仍存在执行漏洞，如部分敏感行业公司仍能通过复杂结构融资，美国需评估是否足以全面应对系统性风险。

六、政策建议

为更好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安全，美国应进一步强化针对来自中国的公司股票融资的限制与监管，形成多层次、全链条的应对框架。首先，加强实际控制人穿透披露。要求所有拟上市及已上市公司全面披露最终受益人信息，包括多层离岸实体背后的中国自然人、国有资本以及与政府/中共高层的直接或间接关联。SEC可引入强制审计和第三方验证机制，对隐瞒关联交易或政治背景者实施严厉处罚，包括暂停交易或强制退市。其次，提高有政府或高官背景公司的审查门槛。对列入Section 1260H清单或涉嫌军民融合的企业，实施预先审查或直接限制融资渠道。借鉴现有出口管制和对外投资审查经验，建立专门的“中国公司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评估其技术、数据和供应链是否涉及敏感领域。第三，限制敏感行业融资。对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生物医药、新能源、先进制造等战略性行业实施更严格的资本准入限制，甚至考虑阶段性禁止或额度控制。同时，针对VIE结构，明确法律风险警示，要求投资者披露并压力测试合同无效风险。第四，推动投资者充分认知地缘政治风险。SEC和交易所应强制在招股书和定期报告中增加标准化风险披露章节，涵盖中美关系恶化可能导致的资产冻结、合同干预或退市风险。鼓励指数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审视中概股敞口，避免被动持有潜在对手相关资产。此外，可考虑立法层面举措，如扩大HFCAA适用范围、强化与盟友的监管协调，并探索建立中美资本市场“防火墙”机制。这些建议旨在平衡资本市场开放与国家安全，在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财务造假和地缘损失的同时，减少无意中为战略竞争对手提供美元融资的局面。长远看，此类审慎监管将提升美国资本市场的整体信誉和韧性。 

七、结论

数据、案例和风险分析表明，美国应当进一步加大对来自中国的公司股票融资的限制与监管。中国公司上市需政府批准、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以及地缘政治对抗背景，使得继续大规模融资潜在对手的行为不明智。这一共识应指导未来政策：在保护美国投资者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审慎开放资本市场。

作者：林云

作者：孔明

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形象似乎正在悄然转变。从二战后主导全球秩序的“世界警察”，到如今在诸多重大国际议题上表现出的犹豫、反复与妥协，有人开始将美国形容为“全球最大的中立国”。这一说法听起来矛盾——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和巨大的经济影响力——但若深入考察其国内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演变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性，便能发现这种“中立化”倾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本文将围绕移民带来的价值观变迁、政治制衡导致的政策摇摆，以及全球化压力下的妥协逻辑，展开分析。

一、移民国家与价值观基础的悄然嬗变

美国自建国以来便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建国立国的核心基础包括基督教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及对共和制的坚守。然而，近年来移民比例的持续增加，正在悄然重塑这一基础。根据相关数据，美国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不仅带来了宗教多样性，也引入了不同于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新教（WASP）价值观的思潮。基督教在美国仍占主导地位（约占成年人口的62%-65%），但其份额自2007年以来已显著下降，“无宗教信仰者”（nones）群体扩大。新移民中，拉美裔、亚裔和穆斯林人口增长迅速，他们在宗教信仰上与早期清教徒传统存在差异，在经济与社会理念上也更倾向于集体主义或福利国家模式。这种多元价值观的碰撞，最明显的体现是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的渗透。

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民主党内影响力上升，如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国（DSA）成员在 primaries 中屡获成功，推动“绿色新政”、全民医保等议程。这些思潮挑战了美国传统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转而强调政府干预和再分配。虽然美国远未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新移民及其后代在选民结构中的权重增加，使得两大政党在国内政策上必须回应多元诉求，客观上削弱了传统建国理念的凝聚力。

在国际层面，这种价值观多元导致美国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利益认知。早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深受“天定命运”和基督教使命感驱动，而今，国内对“干预主义”的质疑声音增多——部分新移民群体对美国在中东或拉美的军事行动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与他们的原生文化或反殖民叙事冲突。结果是，美国在全球事务中越来越倾向于“先顾国内”，避免被指责为“新帝国主义”，这正是中立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多元社会虽丰富了美国，但也让其在面对外部挑战时，难以凝聚压倒性共识。

二、三权分立下的制衡与政策摇摆：从极化到事实中立

美国宪政设计的初衷是三权分立与制衡，防止权力集中。然而，在高度极化的今天，这一机制往往导致国会僵局和政策反复，使美国在重大国际决策上难以长期坚持，客观形成“中立”效果。值得概念性区分的是，美国这种因国内各种势力拉扯、政党极化与制衡机制而产生的“中立”，与瑞士等传统中立国有着本质不同。瑞士的中立是主动、宣示性且制度化的：它通过永久中立法、武装中立政策和长期外交传统主动选择不参与军事同盟、不介入外部冲突，服务于国家生存与主权维护，政策具有高度连贯性和可预测性。而美国的“中立”则是被动、 emergent（ emergent ）且非意图性的——它并非国家主动选择的战略，而是国内移民多元价值观碰撞、三权分立下的党派拉锯、选举周期压力以及全球化矛盾共同作用下的副产品。

美国仍维持北约等军事同盟、全球军事基地和干预能力，但因内部制衡常常无法形成长期一致的政策，呈现出时而介入、时而撤退的摇摆状态。这种“事实中立”更多是民主制度内耗的外溢，而非 principled 的中立主义。

国会中两党对立日益尖锐。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分化严重：共和党更倾向于强硬外交和军事干预，民主党则强调多边主义、人权与外交优先。这种分歧在具体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以伊朗政策为例，历史上围绕伊朗核协议（JCPOA）和潜在军事行动，国会多次出现激烈辩论和接近票数。民主党时期倾向于外交谈判与制裁，共和党则推动“最大压力”并支持更强硬立场，甚至包括授权军事力量的决议。近年来的投票中，常有跨党派少数派打破常规，导致决议难以获得压倒性支持或迅速逆转。

类似情况在其他议题上反复上演。朝鲜战争虽以停战告终，但美国付出了巨大代价；越南战争因国内反战运动和国会限制而最终撤军；阿富汗战争历时20年，最终在拜登政府时期仓促撤退，塔利班迅速掌权。这些案例显示，无论哪一党执政，美国的军事介入往往难以维持长期共识。国会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或预算控制施加制约，总统行政令又常被后续政府推翻，导致政策“钟摆式”摇摆。这种制衡机制在极化时代放大了效果。两党在重要议题上票数接近或频繁阻击，使得任何一项长期战略都难以贯彻。总统虽有外交主导权，但受国会、媒体和选民压力制约，无法像威权国家那样形成连贯政策。结果是，美国在全球热点（如中东、乌克兰、台海）上，既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又难以全力投入，呈现出“战略模糊”或“选择性介入”的中立特征。相较于瑞士或瑞典等传统中立国，美国的中立是“被动式”的——源于国内分裂而非主动选择，但效果类似：避免深度卷入，优先国内议程。

三、全球化、多元文化与选民驱动的妥协路线

全球化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中立”倾向。经济相互依存、文化多元和国际舆论压力，使美国难以奉行单一、专一的政策路线。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盟友的诉求，与国内多元选民的矛盾交织，迫使决策者不断妥协。文化多元化让美国社会内部充满矛盾。不同族裔、宗教和阶层对全球事务的看法迥异：华裔或亚裔移民可能更关注亚太稳定，拉美裔关注移民与边境，穆斯林社区关注中东政策。这种多元压力下，政党为争取选票，不得不模糊立场、左右摇摆。选举周期强化了这一逻辑——短期民意调查和摇摆州选民决定了政策，而非长期国家战略。全球化时代，贸易战、气候协议或人权制裁，都会遭遇国内反对派的反制，导致政策反复。例如，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既推动“脱钩”或“友岸外包”，又维持巨额贸易；在中东，既支持以色列，又试图缓和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这种摇摆可被解读为“实用中立”：不彻底站在任何一方，以最大化国内政治利益和经济灵活性。全球化也让美国屈服于各种国际压力——联合国、盟友批评、供应链脆弱性等，进一步制约其单边行动能力。

结语：

中立化的隐忧与现实美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中立国”这一论断，并非指其放弃大国责任，而是描述其因国内多元、极化与全球化而形成的被动中立状态。这种趋势有积极一面：避免过度干预，减少资源浪费，促进国内反思。但也带来隐忧——全球领导力真空可能被其他力量填补，盟友信心动摇，国际秩序稳定性下降。归根结底，美国的中立化根植于其民主制度的韧性与脆弱性。移民多元丰富了社会，但稀释了共识；三权分立保障自由，却放大分歧；全球化提供机遇，却考验凝聚力。未来，美国能否在“中立”与“领导”间找到平衡，将决定其全球地位。无论如何，这一转变值得全球观察者深思：在一个极化与多元的时代，超级大国如何定义自身角色？

彩云｜2026年7月10日报道

台湾首次出现疑似针对特定政治立场人士所策划的跨境暴力攻击事件。

长期关注中国议题、立场鲜明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资深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矢板明夫，日前在台中市永丰栈酒店完成春雨文教基金会举办的专题演讲后，离开会场时突然遭一名持香港护照入境台湾的33岁廖姓男子尾随袭击。

嫌犯朝矢板明夫脸部连续挥拳，造成其脸部挫伤、门牙松动，目前仅能进食流质食物。

由于嫌犯犯案后立即规划离境、途中更换衣物并弃置证物，加上检方认定案件具有「受雇、预谋、跨境施暴」特征，使本案迅速升级为台湾近年最受关注的疑似跨境镇压案件之一。

精准锁定目标　犯案后火速逃往机场

警方调查指出，廖姓男子出生于广东，长期居住香港，今年1月首次入境台湾，一个多月后离境；7月2日再次持香港护照以网络签证方式入境台湾。

调查显示，廖男入境后不断更换住宿地点，案发前入住永丰栈酒店对面的旅馆，并连续多日在附近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活动主办单位公布的宣传海报并未公开各讲者详细演讲时段。警方研判，嫌犯疑似透过公开资讯锁定活动地点后，在现场长时间守候，直到确认矢板明夫现身，才选择下手攻击，显示整个犯案过程具有相当程度的计划性。

案发后，廖男立即徒步离开现场，再搭乘计程车直奔台中国际机场，并于途中使用手机订购机票。

警方表示，嫌犯原计划搭乘下午5时返回香港航班，但为了尽快离境，又临时改订下午飞往韩国釜山的班机，并在途中换装、弃置犯案衣物，企图规避警方追查。

专案小组取得检察官核发拘票后一路追缉，最终于下午3时52分在机场第二航厦将廖男拦截，当时距离班机登机仅剩约15分钟。

警方现场查扣犯案衣物、行动电话及香港护照等证物。

面对侦讯，廖男一度辩称「认错人」，并拒绝夜间讯问。不过警方表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及比对证人证词后，其说法与客观证据明显不符。

检方认定「受雇预谋跨境施暴」　另有香港籍共犯已提前离台

台中地方检察署随即成立专案，由检察官赖谢铨指挥侦办，并启动行政院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协调调查。

检方指出，综合目前掌握的监视器画面、嫌犯行动轨迹及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廖男涉嫌犯伤害罪及以强暴方式犯公然侮辱罪，且案件具有「预谋性、受雇跨境施暴」特征。

由于嫌犯为境外人士，在台湾无固定住所，犯案后立即企图离境，并有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幕后主使者之虞，因此向法院声请羁押禁见。

台中地方法院审酌后，于7月7日晚间裁定羁押禁见。

警方同时证实，全案另有一名香港籍人士曾与廖男共同抵达台湾，但已于袭击发生前一天离境。目前警方正持续追查其身份、行动轨迹，以及是否涉及本案策划或协助行为。

是否涉及中共跨境镇压　成为侦办重点

由于矢板明夫长期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并持续关注台海安全、人权及印太战略议题，本案发生后立即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调查确认案件涉及境外势力策动，或符合跨境镇压行为态样，政府将依《国家安全法》、《反渗透法》等相关法规严查究办，绝不容许任何境外势力在台湾实施暴力威胁。

矢板明夫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认为此次攻击并非随机事件，而是经过部署的行动。

他说：「如果真的是因为我的言论而遭到攻击，这不仅是针对我个人，更是在向所有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释放恐吓讯号。」

矢板明夫进一步指出，中国近年来不断强化所谓「长臂管辖」，试图将政治压力延伸至海外，若海外人士因为担忧遭受报复而噤声，「真正受到伤害的，将是民主社会最珍贵的言论自由」。

幕后是否存在组织指挥　仍待司法调查厘清

截至目前，全案仍持续扩大侦办中。

检警正进一步分析嫌犯手机通讯纪录、资金流向、入出境资料及相关电子证据，以厘清是否存在幕后组织、境外势力或其他共犯参与。

不过，对于是否确有特定组织、个人或政府介入策划本案，以及是否构成所谓「跨境镇压」或「长臂管辖」行为，目前仍有待检警蒐证及司法调查结果确认，相关事实尚未经法院最终认定。 

今天，我接到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
我的一位好朋友、1989年64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新公民运动广西的组织者之一黄雨章（网名“卧龙”），于昨天2026年6月27日中午12点左右突然晕倒。120急救人员赶到后全力抢救，但最终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58岁。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想写下我所知道的黄雨章，作为对这位老朋友的一份纪念。
六四时期的学生领袖
黄雨章组织1989年的广西的学生运动。
当时，他是广西大学学生，也是广西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学生运动爆发后，黄雨章积极组织南宁学生开展声援活动，并组织、动员不少广西学生前往北京，支持北京学生运动。
在广西，他是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
后来，六四遭到武力镇压。
黄雨章担心遭到抓捕，不敢继续留在国内，便和另一位广西学生领袖秘密逃往缅甸。
缅甸两年的生活
逃到缅甸以后，他们来到一个村庄。
当地村民知道他们是来自中国的大学生，也知道他们参加过1989年的学生运动，于是收留了他们。
那个村庄有自己的民兵组织。
按照当地的编制，有的村是连，有的是营，有的是团。他们所在的村子有两个营，还有一位副团长。
黄雨章成为其中一名普通民兵。
由于他受过大学教育，村民又请他教孩子们学习中文。
于是，在那两年时间里，他既是一名民兵，也是一名中文老师，同时承担着两份工作。
后来，他开始与国内家人通信。
家人不断来信，希望他们能够回国。
但他们对国内的情况仍然不放心。
于是，他们决定先由另一位学生领袖回国，观察情况。
那位朋友回国以后，来信告诉黄雨章，中国已经不会因为六四再抓他们坐牢，让他放心回来。
大约两年后，也就是1991年前后，黄雨章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的遭遇
回国以后，他首先去学校，希望恢复自己的学籍。
学校告诉他，由于已经被开除，无法恢复学籍。
后来，他又去申请恢复户口。
户口恢复了。
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学历档案已经发生了变化。
原来，他参加学生运动前已经考入大学。
由于没有完成学业，他原来的学历本应是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
然而，恢复户口以后，他户籍上的学历却被登记成了”初中”。
他认为，这样的处理，会使后来的人更难通过官方档案证明他曾经是1989年广西学生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我们共同参与新公民运动
真正让我和黄雨章有接触，是2012年底开始的新公民运动。
广西最早组织活动的核心成员，大约有五个人：
阿福、我、张维、黄雨章（卧龙）和端启宪。
我们建立了QQ群，陆续有三百多人加入。
最开始群主是阿福。
后来由我担任群主。
大家一起聚餐、交流，我也向不少朋友发放了新公民运动的公民徽章。
后来，许志永派王永红来到广西，希望广西设立一位联络员。
张维首先提议由我担任广西联络员。
黄雨章也表示支持。
随后大家举手表决，一致同意由我担任广西联络员。
在这次推选过程中，黄雨章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因为新公民运动发展的比较迅猛,所以我们认为可能我们可以在广西首先宣布独立,因为广西挨着越南而且有出海口,我们准备成立中华民国广西省临时政府，行政上属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主席我们找了一个广西人,但是那个人没有决定说是一定他可以做临时省广西政府主席,所以我们准备黄雨章作为一个替补中华民国广西省临时政府主席。但是我们当时讨论的结果没有通知黄雨章。当时我选择做秘密备用人员，万一出现意外做总预备队队长，负责与台湾当时的马英九政府联络。
我们的分歧：
黄雨章属于我们当中的”勇武派”。
他曾经与另外几位朋友讨论，希望有人前往缅甸组织队伍，希望未来能够通过武力改变中国。
但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做既不现实，也难以获得支持。
因此，我们并不赞成。
后来，这个想法也没有真正实施。
那时候，因为他还在世，我一直没有把这些事情写出来，担心会给他带来麻烦。
如今，他已经离开人世。
我觉得，这些历史也应该如实留下。
后来，他又开始练习飞镖。
他的飞镖投得非常准，也买了不少飞镖。
至于他为什么练习飞镖、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没有深入讨论。
当时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不适合细问，他也没有主动告诉我。
因此，我也不知道他的完整计划。
为了安全，我在大陆一直只记住卧龙，故意忘记他的名字黄雨章，因为记住了不小心可能出卖了朋友，忘记在大陆是最安全的。
一起组织活动
这些年，我们一起参加过不少活动。
有一次，朱承志来到南宁。
我们一起请他吃饭，并合影留念。
后来，是我负责送朱承志到火车站，送他离开南宁。
还有一次，黄雨章和孙德胜一起拉起条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
那张照片，就是我拍摄的。
因为我到得比较晚，他们已经把条幅拉好了。
我帮他们拍完照片以后，大家担心围观群众越来越多，警察很快会赶来，于是迅速结束活动，各自离开。
照片里没有我，因为我一直站在镜头后面。
最后的怀念
在我心里，黄雨章一直都是一个仗义疏财的人。
这些年来，他为广西同道之间的联系，为广西公民社会的发展，都付出了很多努力，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如今，他突然离世，让许多朋友都十分悲痛。
目前，苏少凉正在发起筹款，帮助料理黄雨章的后事。
据了解，相关事务处理结束以后，也会向大家公开礼金收支情况以及有关情况，以告慰雨章。
黄雨章已经离开了。
但我相信，许多曾经和他一起走过那段岁月的人，都不会忘记他。
愿雨章一路走好。